近日，有媒体报道，大批美企正在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中国悄然撤退，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正在摇身变为“美国制造”，其中包括消费品巨头佳顿、工程机械制造商卡特彼勒、汽车巨头福特公司等。《纽约时报》也报道了同样的现象，一些美企已经采取了一些小措施把制造业工作岗位转回到美国本土，如星巴克、GE等公司。

中国引以为豪的“世界工厂”地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内劳动力与原材料成本的上涨、制造业总体产能的过剩、融资环境的恶化，以及全球经济的萎靡，让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进退维谷的困境。曾经饮誉世界的“中国制造”，在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夹击下，是否还能延续昨日的辉煌？在东南亚崛起与美国制造业回归的态势下，中国又如何调整自己的定位？这些都是亟待解答的问题。

聂日明

美企为何要返回美国生产？《纽约时报》认为他们这样做有的是因为美国劳动力成本有所下降，有的则是因为对进口中国的产品质量不满意。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此举却是对全球化进程的“反动”。近几十年来，全球化突飞猛进。以跨国企业为代表的微观经济主体在全球范围内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造就了当前复杂的全球产业链。资本的全球配置与商品的全球流动使得国家之间的分工越来越明显，中国就是典型代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缺乏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但大量富余的农村人口以及快速的城市化步伐，使得中国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禀赋。劳动力丰富，则价格便宜，入世以后，凭借这一主要优势，中国迅速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中占据了“世界工厂”的位置。

中国仍是全球生产基地首选

那么，美企撤出珠三角等地，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到了劳动力比较优势消失的时候了呢？近年来，珠三角等地连连传出民工荒、工资涨幅过快等新闻，学术界也频频预警“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似乎都暗示着劳动力人多价廉的时代行将结束。但这种判断很值得推敲。从最低工资来看，2009年7月，美国将联邦最低工资涨至每小时7.25美元，按每月21.75个工作日、日工作8小时计算，合每月1260美元；而北京2012年最低月工资仅为1260元人民币，深圳高一些，也才1500元，是美国全国水平的1／6。从平均工资来看，美国劳工统计局2009年的统计，全美在职工作人员年平均工资是43460美元，同年深圳的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6723元人民币，也为美国的1／6。考虑社会平均工资的统计口径差异，企业在岗职工的实际平均工资更远远低于这一数字。

退一步说，即使嫌中国的劳动力太贵，美企产业转移的方向也应该是东南亚、洪都拉斯等国家和地区。过去几年，外企“东南飞”的风一直在吹，也有部分纺织工厂向越南、孟加拉等地转移，但规模不大，不成气候。中国之所以可以成为世界工厂，除了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外，还有很多深层次的因素。高校扩招以来，中国人口素质正在普遍地提高，劳动力物美价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可以预见的事件。中国产业配套能力很完善，在IT、重工业等，物流、生产等一系列相关的产业链是其他劳动力丰富的国家无法比拟的。土地所有制、政治治理结构等背景，更使得中国可以“因地置宜”地为外企“量身定做”发展环境，这是外企在全球范围内罕见的待遇。因此，如果单纯从经济效率上考虑，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全球生产基地的首选。

美企“回流”更多受政治影响

既然这些美企将生产环节撤出中国、返回美国不是经济上的考虑，显然就是因为政治的因素。中国出口大幅增长的结果是“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即美国部分言论所指责的，中国向美国出口了失业、抢夺了美国劳动力的工作，尤其表现在制造业。观察近几年中美经济领域的对话，议题总绕不开如何缩小中国的贸易顺差，如何让中国多消费、少出口。这些议题所隐含的都是让中国的产能自产自销，以保护美欧的就业岗位。

美方的这些指责在当前美国失业率高企、经济增长不振的背景下也显得格外地理直气壮。在美国新一届总统大选之际，碍于美国国内的舆论，美企小幅度地迎合一下公众和政治家的期望，无可厚非。这才是美企撤离珠三角、返回美国的真实原因。

一时的政治作秀无关紧要，问题在于，美企返回美国生产会成为趋势吗？美企返回美国，可以即时增加美国的就业，看上去很美，但这是美国想要的吗？全球化的结果确实让中国出口了更多，但美国也享受了低廉的商品，保持了十数年的低通胀和高增长的经济周期，虽然它的制造业就业受到冲击，但知识产权、资本利得等方面是得利的。没了中国生产，对美国大部分人来说，随之而来的就是通胀高企、质次价高的商品，直面的问题就是实际购买力的缩水。十几年以来，美国人享受惯了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他们会为部分制造业的就业低迷放弃这种好处吗？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全球化下的中美两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往，我们单纯地从“商品＋货币”层面解释、化解中美的经贸摩擦，人民币汇率、扩大中国内需等议题都是从这方面入手，但似乎“无解”。事实上，我们忽略了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因素：劳动力。中国快速城市化为全球带来的表面上来看是丰富低廉的商品，本质上却是劳动力的输出，大批量农业人口持续地转化成城市就业人口，这一新增数量甚至大到可以和美国全国人口规模相当。

美国制造业须直面中国竞争

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与商品在流动，而劳动力却受限于国籍的樊篱，无法自由流动。从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中可以看到，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收入很低，低到仅为中国城市劳动力的1／3以下。相较之下，美国劳动力价格明显被高估。有效率的统一市场，应该是中国大量地往美国出口劳动力，新进移民将系统性地压缩现有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社会福利及其他劳动力保护政策，使之与中国劳动力的收入水平相当。

而被严格管制的美国移民制度，出口劳动力显然不可能。因此，中国农民向城市就业人口转移的过程，冲击的只是中国在城市的劳动力，城市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被抑制。随着中国深入参加全球分工，这种冲击通过商品贸易传导到包括欧美在内的开放经济中的城市就业人口。并且中国进城的农民，工作更努力、更拼命，是生产型企业的最佳劳动力人选。在全球产业分工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可贸易部门的劳动力，在跨国企业眼里自然是价高质次，不在考虑的范围。即便如此，美国的产业工人对大规模进口廉价的中国商品也会感到威胁或不快，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如果开放移民，他们的境遇恐怕更加糟糕。

因此，美国制造的出路无非两条。第一，美国制造业去全球化或者退出全球化，美国的就业人口自然可以免除中国进城农民的冲击。但这可能吗？全球化是美国能有当今国际地位主要背景因素，美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没有中国的生产，美国超市琳琅满目的物美价廉的商品从何而来，美国的跨国公司动辄上千亿美元的营业额如何完成？

既然不能退回自给自足的经济环境，那美国的劳动力就必须正视中国进城农民的冲击，美国要考虑的不是把中国的商品赶出国门、自产自销，而是促进美国的劳动力转型，同中国的进城农民进行差异化竞争。

在北京和上海等国内大城市，总有部分本地居民以敌视的眼光看待外地人，他们对外地人抢占了他们的就业岗位、医院床位、子女入学名额等行为耿耿于怀。但他们似乎忘记了，上海、北京能发展起来、有着低价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大量外地人的涌入是有直接关系的，本地人旧房拆迁可以获得的巨额补偿金和外地人的购房热情密不可分，本地人的社保福利可以维持在较高水平也是因为外地人的缴费基数不断扩大的结果。美国产业工人对中国制造的排斥和上海本地居民抱怨被外地人抢了工作毫无二致。美国的移民管制和京沪的户籍制度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幸运的是，这并非主流，户籍制度的消融是迟早的事情，京沪本地的大部分居民已经学习不再抱怨，而是提高自己在大城市的求生技能，勇敢地同新京沪人进行差异化竞争。对美国的产业工人而言，也是如此。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