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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迈向2026年之际，全球贸易战后在金融领域正奏响一曲复杂的交响乐：焦虑与松弛的音调此起彼伏，悲观与乐观的声部相互碰撞，数字资产争议、AI（人工智能）投资泡沫隐忧音响交织回荡。仿佛暗含着秩序重构之战的前奏。

　　全球格局中多极经济崛起、多种危机交织、多重平衡重构，“多重时代”不仅是对全球金融范式持续变革的客观描述，也吹出人才竞争集结号的强音声谱。

　　“多重时代”的到来，本质上是多重金融范式变革从量变到质变的持续集成，不断重塑人才竞争的底层逻辑，挑战人才竞争的格局、矩阵团队的搭建和认知架构的更新。应对多种危机交织，需要构建能够正确决策国家资源布局、牵头核心攻关、主导多种场景规划的复合型人才矩阵，考验的是国家在不确定性中快速集结核心力量、精准破解难题的能力；面对多极经济崛起，要求核心人才团队兼具全球化视野与本土化实践能力，在多元经济体的利益博弈中找准定位、掌握主动；推进多重平衡重构，更需要深谙范式规则制定、利益协调的顶级战略人才，构建稳定可持续的金融新秩序。这种适配性的本质，恰是《易经》中“复卦”的“反覆其道，生生不息”规律体现。变化是常态，唯保持人才竞争优势与时代同频，才能在变革中占据主动。

　　如果说“复卦”点明了人才竞争需动态适配的底层规律，那么“大有卦”则直指人才竞争的核心抓手。人才竞争的成败，直接决定着国家在全球金融博弈中的话语权。“大有卦”的“火在天上”要义在于以核心力量引领全局，映射到金融领域，就是核心人才团队对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作用。多极经济金融领域的竞争不仅是技术与资本的比拼，更是人才竞争的终极较量。无论是金融创新的突破，还是科技赛道的卡位，其背后都有顶尖人才群体的角力。当下全球金融与AI领域的尖端人才梯队中，华人占比之高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竞争优势。

　　在高科技的竞争中，往往是极少数顶尖人才掌握了知识和资本的主动权，而绝大部分人则是在终端（手机终端或电视终端）前，陷入时间被支配、思想被割裂的碎片化困境。这种现象恰恰凸显了人才竞争的核心逻辑，即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不是依赖人数的堆砌，而是取决于顶尖人才团队的矩阵实力。

　　人才竞争之所以成为多重时代的核心命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唯有人才竞争的优势，能够让国家在循环变化中洞察趋势；唯有人才竞争的胜出，能够让主体在多种危机中找到出路；唯有人才竞争的引领，能够在预期与利益交织中实现平衡。人才竞争不仅是国家竞争力的直接体现，更是金融范式变革的主旋律。多重时代金融范式的变更不在周期的某个拐点，而在人才竞争的决胜之中。

　　笔者始终认为，金融是种植而非收割。金融人才的国家竞争，归根结底是不同价值体系的博弈：即金融的本质是种植还是收割。纵观中国古代杰出财经人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价值典范足以可见。被誉为“春秋第一相”的管仲，以其卓越的财经才能和以家国社稷为己任，践行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抱负；西汉时期著名理财家桑弘羊，以调配资源、滋养民生为职责而鞠躬尽瘁。这种根植于中华文明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正是 东方式“种植”思维的历史溯源。

　　这种根植于中国古代文明的价值追求，同样体现在一位以“国比家重”为信仰的卓越金融家庄世平身上。他一手创办南洋商业银行与澳门南通银行，为新中国争取到第一笔宝贵的外汇贷款，并在改革开放初期成为深圳特区金融改革的关键推动者。尽管他掌控着庞大的金融资源，却一生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没有私产，不置房产，甚至在晚年将全部股权无偿捐献给国家。庄世平以近乎“以身殉道”的方式，将金融事业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用生命诠释了“种植者”的最高精神境界。

　　国际上同样不乏拥有高度精神自觉与超越世俗贪欲的金融家。美国共同基金先驱、投资家罗伊・纽伯格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在长达68年的投资生涯中历经26次熊市而无一年亏损，并创办了如今管理资产超过4000亿美元的路博迈公司。纽伯格始终将金钱视为“支持艺术的工具”，而非人生目的。他深受梵高命运的触动，立下终身使命：不让他们像梵高那样在贫困与孤独中凋零。他将大量财富投入艺术公益事业，用金融的力量滋养人类精神世界。这表明“种植者”精神并非东方独有，而是人类文明共同的价值向往。

　　反观历次金融危机，其背后往往潜藏着“赢者为王、唯我独霸”的收割哲学：“用别人的钱来赚钱”的理念被华尔街投机收割者奉为圭臬，这一理念催生了极致的资本逐利思维。2008年次贷危机中贝尔斯登的崩塌，正是这种收割逻辑的典型恶果。这家拥有85年历史且挺过大萧条与市场动荡的华尔街巨头，在房地产泡沫中大量购入高风险次级抵押贷款和CDO（担保债务凭证）、MBS（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通过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包装后向全球投资者兜售，完全漠视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和底层资产的真实价值，最终在泡沫破裂后迅速，引发连锁反应，其将“收割”奉为价值核心的哲学，最终反噬自身与全球金融体系。西方金融风暴的表象是债务危机或信用衍生品危机，内患是贪婪，根子则是收割思维。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高端金融范式迭代加速的当下，以种植为使命的价值导向愈发凸显其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春种秋收、久久为功”的东方智慧，绝非简单的长期主义，而是将“种植”内化为金融发展的初心使命，要求金融人才摒弃贪欲与眼前投机的诱惑，将金融资源视为“种子”，精准滴灌到科技创新、实体经济、民生改善的沃土中。在链金融范式下，这种思维体现得尤为明显：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特性、AI的精准赋能能力、量子技术的突破潜力，只有与实体经济的产业升级需求场景相结合，才能真正释放金融科技的价值。反之，若将这些技术工具用于炒作套利、收割散户，将金融视为“皮夹子”、银行当作“钱袋子”，只会加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金融风险的穿透性。

　　金融人才的价值观塑造，是人才竞争的灵魂。唯有摒弃“收割”的浮躁心态，秉持“种植”的哲学思维，以长远价值为导向、以公众利益为依归，才能真正培育耐心资本与长期主义，实现金融与实体的共生共荣，筑成金融人才立足长远的核心竞争力。

　　2026年面向日益激烈的核心金融竞争，关键在于提前布局核心金融人才矩阵和锻造核心金融人才队伍。

　　“链金融”是以提升金融领导力、培育高端人才为目标的专项计划中提出的多重金融范式的理论创见。这一创见首先在以国际金融教育见长的沃顿商学院论坛上提出，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与呼应，而后以“链金融+块数据”模型和“线下、线上+链上、智能+量子计算”五层演进为核心，架构金融范式迭代竞争的高端人才培养工程。

　　汉堡结构的五层架构，精准对应链金融从传统到前沿的全范式演进路径，其迭代核心在于认知结构的融会贯通与核心能力的创新拓展。其五层金融人才的知识能力、认知结构与痛点如下：

　　传统金融人才：需精通货币银行学、风险管理及合规框架，具备资本运作、信贷评估能力；当前痛点是数字化转型意识薄弱，数据建模能力不足。

　　互联网金融人才：需掌握数字支付、大数据分析与金融科技法规，擅长场景化创新与跨平台运营；当前痛点是技术伦理意识滞后，底层技术研发能力偏弱。

　　区块链金融人才：需精通分布式账本、智能合约及通证经济，具备跨链协议设计与节点安全维护能力；当前痛点是密码学深度储备不足，监管科技适配能力弱。

　　AI金融人才：需掌握机器学习、NLP（自然语言处理）及金融AI伦理，擅长预测性风控建模与算法交易；当前痛点是模型可解释性不足，多模态数据融合经验欠缺。

　　量子金融人才：需精通量子计算、量子密码学及复杂系统建模，具备量子算法设计与金融模拟能力；当前痛点是物理数学交叉人才稀缺，跨学科协作机制缺失。

　　上述五类金融核心能力并非静态割裂的体系，而是呈现出动态交融的生态化特征。正如摩根大通将区块链技术纳入传统银行底层架构的实践所示，新能力与传统体系的融合，本质上是五类核心能力的协同共振：传统金融核心能力的本源经验为创新划定合规边界，互联网金融核心能力的渠道优势为技术落地打通链路，区块链金融核心能力的可信技术为交易重构底层逻辑，AI金融核心能力的智能算法为效率提升提供引擎。在此生态中，量子核心知识与能力的融入至关重要，其为金融业的未来发展储备了颠覆性算力动能。这种跨类型的能力交融，特别是传统银行在加密通信与复杂风险模拟等领域对量子技术的探索与应用，正是其与前沿量子核心能力深度结合的体现，基于“种植与收割”的金融哲学形成闭环，推动金融行业实现平衡且可持续的发展。

　　走进2026年的金融高端人才，需实现认知结构的融会贯通与场景应用的深度融合，既能打通各层知识逻辑，又能精准设计链金融落地场景。这类人才培养需打破产学研壁垒。针对当前国际上的技术壁垒，需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这一核心人才的类型定位源于中国在国际金融组织的成长经验。由于我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起步较晚，曾一度面临世界银行200多个局长中只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局面。因此，必须在国际组织中“先站住”，熟悉其运作规则、适配治理逻辑，稳步成长；“后站高”，以“和而不同”的跨文化能力逐步培养国际经济组织中的领导人才队伍，推动国际金融范式变革向更公平合理的方向演进。

　　现实痛点是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人才队伍正在不断成长，但大多仍停留在“先站住”层面，既熟悉国际规则，又能结合中国经验推动创新的复合型人才不足，在国际组织中主导规则变革的综合经验有待进一步提升。

　　而深层挑战则是，因科学技术发展加速而年轻人才急于求成，缺乏对国际组织运作逻辑的系统性理解，需通过“规则适配—经验积累—价值输出”的渐进路径突破能力瓶颈。

　　这支队伍的迭代核心，在于从线下物理网格化治理到线上链上穿透化监管的能力跨越，适配链金融“线下—线上—链上”多场景融合的风险特征，其核心使命是严防新型穿透式金融危机的发生。

　　在汉堡结构的链金融范式下，传统金融的单点危机概率已大幅降低，但链上、智能、顶层的融合，催生出更具破坏性的新型穿透式金融风险。这类风险不再局限于单一业态或区域，而是依托链上数据的互联互通特性，实现跨层级、跨市场、跨国界的快速传导，一旦爆发，将对整个链金融生态造成毁灭性打击。

　　20世纪90年代我们从智利因治安混乱而失去南美金融中心地位的教训出发，建言上海加强国际金融中心环境的综合治理。通过国际合作交流与第一线实地培训，引进了纽约金融中心的社区网格式管理模式，即其以街区为单元、分层分级管控的思路。上海市结合承办APEC（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现实需求对这一模式进行本土化改造，融入中国特色的属地管理与协同联动机制，形成兼具国际经验与本土优势的上海网格式金融综合治理体系，筑牢了传统金融线下阶段的安全防线。

　　金融范式迭代对核心能力要求形成现实挑战。核心能力矩阵包括：技术端，开发AI反欺诈模型、部署量子密钥分发系统、追踪暗网资金流向；监管端，穿透跨部门数据、审计智能合约漏洞、设计应急响应机制；生态端，联动金融机构、科技公司、政府及司法部门构建协同治理网络等。

　　进入2026年面临的挑战是多重金融范式变革引起新型风险的识别能力滞后，量子计算环境下的抗攻击系统研发不足；跨司法管辖区的链上风险取证协作机制有待完善，较难实现全链路复杂穿透治理。这类人才的培养机制创新，需强化跨部门协同的人才培养机制，推动金融安全综合治理机构跨部门、跨机构的人才双向交流，建立联合实训基地，让人才在复杂实战中掌握“网格式布局+穿透化施策”的融合能力，为链金融范式变革保驾护航，筑牢风险防线。（作者系国际金融中心协会主席、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