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网合法彩票平台- 北京赛车- 时时彩体彩六合彩米兰看台 中国人和冬奥会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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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岁的“怪灵”和苏翊鸣分别成为了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历史上奥运奖牌数量最多(2金3银、2金1银1铜)的选手——或许还称不上“最伟大的选手”,但也非常接近了。
谷爱凌和苏翊鸣的直接作用是让更多中国人开始了解雪上运动的魅力,开拓了中国人运动审美的边界,以及让中国元素进入到一个新的派对中——他们比赛的时候,中国记者总能在雪坡下的人堆里看到中国观众,五星红旗穿插在枫叶旗、星条旗、太阳旗、米字旗中间,这画面在很多年前的雪上比赛里不太可能看到。
利维尼奥很偏,从米兰过来最顺利的路程也要6个小时,如果没遇到雪天的话。中国观众来自纽约、上海、阿姆斯特丹、江苏等地,三三两两组团来。
坡面障碍赛难度很高,但观众的松弛感很足,大家站在雪地里欢呼。一位来自纽约的中国姑娘被选中成为6位幸运儿之一,能进入内场观赛,还能拿着蛋糕到新闻发布厅给苏翊鸣庆生。这姑娘买了苏、谷所有比赛的票,比赛之间的空闲时间她就去附近的雪场滑雪,自己玩自己的。
利维尼奥很友好,尽管承办了自由式和单板的全部26个项目的赛事,但不妨碍普通人继续在这里滑雪度假。除了旅馆房间价格因人流量太大而从日常的一晚200多欧涨到了500欧,其余没变。包含所有雪场的滑雪通票还是70欧一天。一对来自北京的母女感慨:单对单的教练费用30欧一小时,比张家口的崇礼便宜。
跟谷、苏的统治力相比,速度滑冰选手宁忠岩的金牌更具突破意义。这三件事都说明一个事实:有些项目,没有群众基础也可以有顶尖成绩。
谷、苏、宁在领奖台上展现的国际主义精神让人欣喜,这跟他们在领奖台背后得到的体制支援并不冲突。中国有经济实力,中国体育有制特性,所以宁忠岩可以被送到荷兰俱乐部进行最高质量的训练备战。
话说回来,在缺乏群众基础的情况下,中国运动员若要在冰雪项目上取得顶级成绩,天赋、个人努力、机遇、体系保障,缺一不可。绝大多数中国人跟冬季项目的距离,可能不是谷爱凌跟领奖台的距离,而是一位名叫黎睿霖的“蘑菇选手”跟领奖台的距离。
“蘑菇”是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项目(moguls)的中文俗称,需要选手在布满密集雪包的陡峭赛道上高速滑降,并在两个跳台上完成空中动作,主要考验运动员在复杂地形中的综合能力,是一个“看着就觉得膝盖疼”的项目。
两名参赛选手杨丫和黎睿霖都是几年前借跨界选材的机会从蹦床项目转到雪上项目的南方姑娘。杨丫是江苏常州人,黎睿霖是广东汕尾人。
蘑菇过往只有单人项目,这次米兰冬奥会新增了双人竞赛项目。双人项目中,她俩都在第一轮淘汰赛中输给各自的对手而出局。单人项目预赛中,在29位完赛选手中,杨丫排名倒数第2,前广东省运会蹦床冠军黎睿霖排名倒数第1。
这次来采访冬奥会的中国媒体数量不多。蘑菇的赛后文字混采区只有《中国体育报》记者驻守,杨丫有句话说得很现实:“多滑一次就多赚一次。”关于这两个垫底的姑娘,社交媒体上几乎看不到什么内容。
中国女子选手似乎比男子选手更容易出现在雪上。跟自由式滑雪的蘑菇一样,单板滑雪障碍追逐,两位中国女子选手拿到了参赛资格,男子没有。尽管在中文互联网上搜关键词“男子单板滑雪障碍追逐”,能搜出一篇AI稿件标题赫然写着“中国男子选手冲牌逆转”。
单板滑雪障碍追逐是最刺激的雪上项目之一,兼具雪上运动的户外放飞感和短道速滑比赛的追逐感,因对抗激烈、碰撞频发,理论上容易出现意外成绩。不过此前奥运会成绩证明这个项目的全球实力秩序牢不可破——
自2006都灵冬奥会首次开设这个项目以来,连续6届冬奥会,男子项目、女子项目的前3名全部来自欧洲和北美,无一“黑马”。2006年日本女子选手福田塞吉纳进入了一次前8,已是亚洲选手的极限。
四年前的北京,18岁的藏族女选手拥青拉姆历史性地获得了中国选手在这个项目上的第一个资格。遗憾的是拉姆赛前受伤,另一位运动员冯贺顶替她出战。四年后的米兰,22岁的拥青拉姆连同另一位队友逄储源一同圆梦登上奥运赛场。虽然跟四年前的冯贺一样,拥青拉姆和逄储源在第一轮(1/8决赛)中都以小组最后一名的成绩出局。
中国男子选手没能拿到这个项目的奥运资格,原因很多。叶康佳是单板滑雪障碍追组的国内顶级男子选手,上届全国冬运会冠军,但最近一两年他没有参加国际比赛,没有获取国际积分,无法争取奥运资格(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要看2024-25赛季、2025-26赛季的国际比赛总积分)。
米兰冬奥会开始前,全世界总共只有58名男子选手拥有奥运资格积分,可见玩这个项目的人不多。一名叫高大礼的北京小伙儿靠上海体育局提供的训练费请外籍教练进行训练,再自筹费用参加世界各地的巡回赛,是唯一有米兰冬奥资格积分的中国男子选手,但因为积分不够,没能来到米兰。
据行业内人士透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在单板滑雪障碍追逐这个项目上,鉴于女子选手竞争力较强,男子选手竞争力较弱,女子选手更容易从冬季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拿到经费出国参加各站比赛获取积分,男子选手则很难。
截止到米兰时间2月20日下午,中国代表团已经拿到4金3银5铜共12枚奖牌,已刷新中国代表团境外冬奥会最佳成绩(2006都灵11枚、2010温哥华11枚)。在现场观赛的中国观众都能自然而然感受到自己跟中国运动员的那种“荣辱与共”。
但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对冬奥成绩有感知,比如记者在米兰日常打交道的一位当地华人:老温。
圣西罗区Gambara地铁站附近一个街角,有一家能卖彩票、能玩、能喝咖啡、能用餐的饮食店,常客都是附近居民,生意不错,室内常常喧嚣。柜台收银处永远站着一个喜欢跟客人打招呼的姑娘和她比较腼腆的弟弟。老温是父亲。
官方数据显示,米兰有140万人口,其中有30万外籍人口,中国籍人口仅次于埃及、菲律宾。另有一种说法,100万左右的意大利籍人口里,有5万左右是华人。老温早早拿到永居权,但还是中国籍。他的三个孩子都在米兰出生,都是意大利籍。
问老温有没有看冬奥会,他说:“关注不多。没有看比赛的习惯。看到新闻就看一眼吧。”她女儿说:“只知道谷爱凌,但对其它中国选手不太了解。对意大利选手就更不了解了。哪有时间啊,每天都要看店做生意,忙不过来啊。”
1992年,老温17岁那年从浙江到广东,过关到香港,再跑到泰国,再飞到苏联(他记忆中当时还叫苏联),莫斯科待了一两个月后,又辗转到罗马尼亚滞留了半年,然后终于抵达目的地意大利,投奔了老乡。最早他在佛罗伦萨工厂打黑工,每天工作16个小时,晚上直接睡在工厂地板上,然后又辗转到米兰继续打黑工,直到遇到1996年意大利大赦,拿到了永居权。
后来老温自己开工厂,给香奈儿做供应商,工厂规模最大的时候有几十个员工。他在米兰结婚生子,孩子们长大,眼看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不愿意继承父业,就把工厂卖了,然后花钱买了两家店铺,分给孩子以此生意谋生。他现在处于半退休状态,时间很充裕,晃悠着在两家店铺里打打下手。
按理说,他可以享受生活了。但他说自己只知道做生意,其它没兴趣。他跟体育最紧密的联系是在圣西罗球场有3个固定座位——他曾连续几年每年花6000欧买3个圣西罗的固定座位,不是自己去看球,也不是让孩子们去看球,是为有看球需球的客户准备的。好吧,这可能是在米兰这座足球城做生意的聪明方式之一。事实上,在米兰30多年,老温从未去体育场看过一场比赛。
家门口的冬奥会或许有些不同?想多了。我把同样的问题抛给过几个从事餐饮业的当地华人,得到的答案很一致,显得自己的提问很牵强。两个感受:一是奥运会这类宏大叙事并不能覆盖老温们,二是老温们实在过于辛勤,很难感受其它生活方式。
这么一看,谷爱凌和苏翊鸣的意义就更明显:若不是他们让冬季项目常能出现在中国人的新闻里,老温们更不可能去玩雪了。


